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复杂。

  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法
。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小之时
,性格已有极大分别。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看法,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
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
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个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泊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
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泊,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
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

  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36种。

  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36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
剧和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
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因为戏剧和小说中人物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
。作者的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


                 二

  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
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像为主,但也终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
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诗人与音乐家中有很多神童,他们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经历与
观察。小说家与画家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然,像屈原,杜甫那样感情深厚
,内容丰富的诗篇,神童是决计写不出的。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
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
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
故乡。《鹿鼎记》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
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
,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
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三

  中国的自然条件并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极多。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
等古代伟大的民族消失了。中国人在极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
着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当然是有重大原因的。从生物学和
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由于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

  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的很,高尚的人在生
存,在竞争中往往是失败的。

  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
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
人们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

  宋高宗与秦桧杀了岳飞,而不是岳飞杀了秦桧。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
们取得胜利的手法却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杀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虽然
,他的哥哥,弟弟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其它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等不用说了。在美国,
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高多少。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事。但人
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
来说是在减小。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今日的人类远比过去高尚,比较不那么残忍,不那么不择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
宫以是最不证明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
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
。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蛮人,决不会以为吃人肉有什
么不该。

  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或者,孔子与孟子是归纳与提炼了中
国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统的说了出来。韦小宝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即
使是市井和皇宫中的野蛮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会接受中国社会中所公认
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
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替,
通常不敢违反。江湖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
任何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勿视。

  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
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
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
君”与“爱国”之间可以划上等号。

  “孝”本来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
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
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
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
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
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
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选拔人才,直到清末,
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
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
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

  “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是不遵守政
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

  但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
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六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

  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
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
”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
物。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
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与团结,“人情”是“
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
,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午容易,要旨于不能对不起别
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
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
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
样高折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讲爱,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
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
古代无数勇武强悍,组织紧密,纪律森严,刻苦奋发的民族所以一个个在历史上
消失,从此影踪不见,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缺乏弹性。在社会教条或宗教教条下僵
化了。没有弹性的社会,变成了僵尸的社会。再凶猛剽悍的僵尸,终究会倒下去
的。


                 七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

  《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
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
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
是“正统”。

  《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
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部分是写哪吒反抗父亲
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
画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三
侠五义》中最精彩的人物是朝廷时期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

  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
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
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力,
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
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平喜欢小说中
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
,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
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
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
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猥琐小吏,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

  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
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
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窥,抢劫,谋杀,通奸,残暴等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
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中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
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
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大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
,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西洋小说中的《教父》,《天使的愤怒》等等中,
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的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
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
只重法律而不顾人情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
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
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
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犹如今日的扑灭“四人帮”,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
寄出卖朋友(《汉书》:“天灭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
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
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
: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
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
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更加振振有词。说
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
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八一个民族的自下而上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所以历久常存
,基础建立在极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
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
性的民族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道德是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

  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什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却不适
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作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
,这个社会决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
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托
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
,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是出于侧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
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
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
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
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
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
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
,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
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
。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
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
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
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
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廉洁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
了。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
也不必这样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
事实上也决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的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
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一般外国人没有这们显著。

  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
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
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
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
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
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
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
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十一

  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凭添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
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
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
还得活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中国政治的一直不
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系。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
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
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
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
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
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
的人物,你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
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
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
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
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
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
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
与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
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
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
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
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
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
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
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
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
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
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
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的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
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
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

  “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
》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
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
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

  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完)